“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1940年秋，毛泽东提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显而易见，“延安作风”指共产党的作风，“西安作风”指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以风趣幽默的话语又语重心长地指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终较量在“作风”上，这既表现出毛泽东对共产党人赢得胜利的自信，又彰显了他对国共两党竞争的独特视角和战略眼光。果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指点江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赶跑日本侵略者，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倒行逆施，最终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其中的奥秘不能不发人深思。

 “延安作风”是共产党人的显著标志

重视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怀揣打败一切反动派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梦想，锻造和淬炼出党的完整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正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视群众为“真正的英雄”“诸葛亮”“上帝”，他把党的路线概括为“人民的路线”，一再强调“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将一事无成”，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攻坚克难，战胜强敌。在实践上，他认为对那些只在群众面前讲空话的“官僚作风”，要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真正地联系”群众和“善于领导”群众。由于共产党人从上到下信奉群众，坚持群众观点，延安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才蔚然成风，赢得民心。

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则几乎完全脱离群众。抗战时期，从普通党员到各级政府官员，普遍存在“懒惰废弛”毛病，“上层官兵不知奋发补进，而且驰懈偷安”，面对日益紧张的前方战事，国民党高级将领精神堕落，深谙为官之道，既不关心战事能否取胜，也不关心普通官兵生死，对前方战事只是一味塞责应付，毫无担当情怀。抗战时期国民党脱离群众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他们身居要职，却不为国家和百姓计，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政府人浮于事，“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不知所干何事”。国统区都市里灯红酒绿，人头攒动，但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却食不果腹，艰难度日，常常曝尸街头，无人问津。国民党当局自绝于人民群众，远离人民群众，导致许多有识之士认清了国民党的政权本质，最终倒向共产党的一边。

“真正的理论”突显国共两党指导思想的巨大差异。“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将理论与实际、实践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根本特点。教条主义曾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延安时期，中共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一切实际出发。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在救亡图存和建国理论上也实现了从革命实际出发，提出“持久抗战”和“游击战”等战略思想，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积蓄和发展党的力量等。三是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党立足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局部执政试验，全面践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偏居中国西北一隅的延安，建设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希望所在。通过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推动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完善和有效实施，促进了党的理论和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反观国民党当局，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抛弃了国民党历经多年实践得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走上了对内反共、对外妥协绥靖的法西斯道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认识不清，幻想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友好”；另一方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实力又深感自卑，对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和力量估计不足，表现出妥协投降的一面，同时各种歪风邪气日益嚣张，成为国民党内的一种常态和政治特色。抗战胜利后，面对经过多年发展壮大的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力量，国民党又过分夸大自身实力，以为依靠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能够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国民党既不能对三民主义理论有科学认识，更遑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退，正是缺乏科学理论指导以及将理论与实际不能结合的恶果。

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划清国共两党的界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以此进行自我革命，达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毛泽东在七大上说：“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周恩来在七大发言时，针对领导长江局工作过程中的失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之后又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引以为鉴。作为七大书记之一的刘少奇，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对1947年主持晋察冀边区土地改革过程中的教训，坦率地做了自我批评。正是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精神。

对比国民党，各级官员之间等级森严，“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党员之间互相恭维，欺上瞒下，渐成风气。蒋介石曾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在这种风气之下，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导致领导社会效能低下，社会发展各项目标难以达成，自蚀其力现象严重，人民怨声载道，统治根基不断消蚀。

 “延安作风”是共产党人长期修养的结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列学院迎来送往的官僚作风曾表示不满，他对邓力群等人说：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从此，党对作风建设更加重视，通过一系列努力，是党呈现出能够完全战胜一切敌人的先进政党形象。

继承和弘扬党的历史上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作风问题。李大钊提倡党内民主作风，领导干部要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党内“不搞宗派”。陈独秀提出要密切与群众联系，反对将劳动者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作为建党初期的领袖，他们以身作则，将仅有的资产和日常收入用来资助革命事业，自己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宁为口粮发愁也不后悔。土地革命时期，一首赣南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传遍赣南闽西，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充分表达了苏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和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赞颂。共产党人关心群众利益、服务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为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注入了革命基因。

树立和践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人深刻认识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重要性，并为此进行了巨大努力。一是建立党员学习制度。延安时期，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增强党性教育的文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布，提出建立党员学习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党员文化素质不高、理论素养不足、思想觉悟不齐等问题。二是思想上的自我革命。1942年春，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整风运动全面开启，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帮助党员树立实事求是作风。三是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运动，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许多党员通过调查研究，克服了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树立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了工作中的不良作风，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

坚持和倡导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偏居西北，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国民党层层封锁围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严峻环境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的领袖群体带头参加劳动，亲自开荒种地，参加劳动竞赛，毛泽东被评为“特等模范”，朱德、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他们衣着朴素，衣服和鞋袜总是补了再补，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德高望重而深受全党敬重的“延安五老”，被誉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徐特立，腰间经常挂着几本书，两个馒头，一个茶杯，一双筷子，到处搞宣传，做工作，被誉为“艰苦卓绝人中牛”。延安时期领袖群体身上展现的优良作风和模范形象，赢得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诚心爱戴和衷心拥护，倡导了良好的党风政风，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风民风。

坚定立足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立场。延安时期，党提出群众路线并将之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为党的根本宗旨，从而开辟了党的历史上党群关系最密切、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最好的黄金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能自觉将人民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为人民谋利益办好事。为了密切党群关系，陕甘宁边区军民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认真听取群众意见，陕甘宁边区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权，确保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建立与陕甘宁边区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促进经济繁荣，服务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建立普及与提升相结合的文化战略，促进新文化在陕甘宁边区扎根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美国友人斯特朗回忆，在延安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最常听到的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甘为民仆耻为官”，才使陕甘宁边区呈现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善治良景。

坚决抵制和防止国民党及其封建主义风气的侵蚀。延安时期，党把抵制歪风邪气当做大事来做。毛泽东告诫人们：“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他号召和勉励广大党员“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坚决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并作为抗战救国的重要任务来抓。一是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抵制不良风气侵蚀的自信；二是通过建立清廉管理、廉政监督防范和违纪惩戒等制度，堵住不良风气侵蚀的漏洞；三是通过倡导新社会风尚、建设模范村、改造“二流子”等社会建设，挤压不良社会风气存在空间；四是通过公开严肃惩处腐化分子，以“黄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等为典型，强化“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等意识，以此抵御歪风邪气，树立积极向上的正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风背后是人心向背和民力的兴替

“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实质上反映出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政风的表征差异，并直接影响着两党的执政根基，即民心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作风优良，亲民、廉洁，朝气蓬勃，高举民族旗帜，维护人民利益，得到人民的普遍爱戴和拥护，在国内外赢得广泛赞誉。国民党作风恶劣，弃民如草芥，贪婪腐化之徒比比皆是，与人民离心离德，在严重腐化中分崩离析。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回忆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作风上的分野，使得“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成为现实。解放战争后期，连美国人都认识到，中共充满活力，远比国民党廉洁、高效，受群众欢迎，是中国的新生力量。

“延安作风”彰显了党的先进形象。延安时期党的先进性的表现很多，但主要是两个方面从根本上主导党的作风：一是党作为“两个先锋队”，党既是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二是党掌握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调查研究运动，拉近了理论与实际的距离，也拉近了共产党人与百姓的感情。整风运动，消灭了长期困扰党的一系列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的作风焕然一新。具有先进形象的党，吸引着数以万计的青年人以延安为救亡灯塔，放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放弃大城市的优渥生活，“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爬到延安城”，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加入到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列，进一步壮大着党的力量。

“延安作风”刻画了党的精神高地。党的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在有多少人认同党的思想理论，愿意跟党走。“延安作风”的根柢是延安时期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和崇高精神。延安时期，党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开启了文化建设的“全盛”阶段，党领导边区陕甘宁军民普及文化教育，繁荣农村文艺，净化乡村风气，坚定文化路线，开辟中华文化发展的正确航向，实现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整合和进行具有全新意义的近代启蒙，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延安作风”，也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写照。抗大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领袖群体的精神、延安五老的精神等，他们一起汇集成伟大的延安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和工作作风。延安作为党的文化和精神高地，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和崇高精神的聚集地，引领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正确航向，吸引着无数文化人的前往“朝圣”，令国统区的重庆黯然无光。

“延安作风描绘了“中国的希望”。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延安时期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对国内外人士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民主人士参观过延安后，都对共产党大加赞赏。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起初对共产党并无好感，而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1940年，冲破重重阻拦后抵达延安的陈嘉庚，经过短短9天的行程，就由坚决的“拥蒋派”转变为坚定的“弃蒋派”，对共产党由怀疑转变为同情和信任。他通过对比国民党，得出共产党的八条优势：一、没有苛捐杂税；二、领导人廉洁；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陈嘉庚离开延安后，广泛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华人华侨中的影响。这就使得那些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不攻自破，共产党声名远扬。实践证明，很多对延安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一旦亲身经历延安，就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更近的联系，这正是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对人们的吸引。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表明”：作风建设，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牢固与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2020年4月底，习近平在视察陕西时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这就赋予“延安作风”新的时代使命和价值。我们继续要深入挖掘“延安作风”的内涵，领会精神实质，紧扣新时代作风建设实际，常抓不懈，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